本报记者 刘子阳 王宇
7月17日,12时33分,云南省建水监狱医院院长唐顺保生命永远定格在此刻。唐顺保永远地离开了,但他的故事却留在我们心间。
半个月前,记者第一次见到唐顺保时,他与照片判若两人。脸色蜡黄、骨瘦如柴。去年8月唐顺保被查出胆囊恶性肿瘤,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整整瘦了32斤。可在手术过后,他又一次回到了抗艾一线。
建水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北岸,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座边陲小城中坐落着一个特殊的监区——云南建水监狱第八监区。
面对“刑期比命长”的服刑人员,第八监区管理难度极大,职业暴露的风险无处不在。唐顺保不惧风险、不讲条件,义无反顾地奋战在抗击艾滋病的一线战场上。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动员妻子到特殊病犯监区工作,夫妻俩携手共同担负起抗艾重任。
11年来,顶着“职业暴露后被传染”和“经常遭遇不理解甚至歧视”的双重压力。唐顺保坚守医者仁心,以不抛弃、不放弃的态度面对每一位艾滋病服刑人员,多次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个个垂危的生命,点燃了他们对生命的渴望。
“服刑人员安心,他们的家庭就安定了;这些家庭安定,我们的社会就减少了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我工作的最大意义。”唐顺保用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他的初心。
身先士卒坚守一线
“面对这一特殊群体,我当时也难免谈‘艾’色变,可工作总得有人来做。”说起最初的决定唐顺保语气平和,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时间回溯到10年前,在毒品犯罪重灾区云南,因毒品感染上艾滋病的罪犯已然形成群落,彼时云南省监狱系统还没有集中关押、治疗艾滋病罪犯的经验,监狱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
2008年,云南监狱系统在建水监狱试点集中关押、治疗、改造艾滋病服刑人员,建水监狱第八监区成立。
“那个时候,大家对艾滋病了解不多,都有很大的精神负担。为了解除其他医护人员的顾虑,他说服我去八监区工作。”当时还是护士的王爱红回忆说。
就这样,从建水监狱试点集中关押、治疗、改造艾滋病服刑人员起,唐顺保和妻子王爱红就与医院的医护人员一道担负起艾滋病服刑人员的治疗工作,“零距离”接触艾滋病服刑人员。
3年后,当听说妻子“申请调离八监区”时,他厉声责问道:“你的身份特殊,别人可以申请回医院,你绝对不能。”但事后他才知道,妻子并没申请调离艾滋病服刑人员监区,而是关心他们的同事背后偷偷写的。
监狱领导劝唐顺保说:“你参与就行了,犯不着夫妻两人都搭进去。”但唐顺保却说:“如果连我们都歧视艾滋病人,不能以身作则怎么去动员别人。”
有几次朋友介绍唐顺保到社会医院工作,但他都婉言拒绝:“我热爱这份特殊的工作,爱医生这个职业,更爱身上这身警服。”
这么多年来,唐顺保一家三口聚少离多,从未过上一次家人团圆的春节。夫妻因为忙于工作,甚至没有满足孩子“一家人能出去旅游”的愿望。
总把危险留给自己
职业暴露是唐顺保最害怕发生、最不愿回忆的事。提起经历过最惊险的一幕,唐顺保首先想到的是2012年押送服刑人员奥某时惊险的6小时。
那次,唐顺保受命到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接艾滋病服刑人员奥某回建水监狱。他和妻子主动担负起在车厢看护奥某的任务。
途中,奥某因艾滋病性脑病发作,不停用脚踢车窗,用嘴撕咬杂物。为制止奥某自伤,唐顺保在没穿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尽全力控制住奥某,不一会,他的衣服上就全是奥某的血和呕吐物。唐顺保急忙叫司机停车,合力控制住奥某后,妻子拿出一瓶饮料帮唐顺保清洗。
嘴上虽然说没事,回到医院后唐顺保还是偷偷服用了艾滋病阻断药物。危急时刻,唐顺保总把危险留给自己。
2014年4月11日,在转送艾滋病服刑人员郑某的途中,郑某因艾滋病性脑病发作,有抓人举动。唐顺保及时控制并不断安慰郑某,同车押解的民警小涛赶来帮忙时,却被唐顺保喝止住了。
“不用了,没事了!”唐顺保的话令小涛十分感动,他知道,唐顺保是在保护他。
在建水监狱医院,“零距离”接触艾滋病服刑人员不是新鲜事,医护人员每天如同在“刀尖上行走”,职业暴露风险无处不在。
2008年至今,职业暴露的危险曾在唐顺保和其他同事身上发生过7次。他们每次都按照处置流程服用了近一个月的阻断药物,承受着身心双重煎熬。幸运的是,每一次都化险为夷。
让阳光洒进高墙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我们也永远不会放弃你。”再次听到唐顺保熟悉的声音,服刑人员奎某泪如雨下。
2016年3月,服刑人员奎某因为身患艾滋,双脚大面积腐烂,生活无法自理,加之被判无期徒刑,导致其对生活彻底失去信心,几次尝试自杀,都被医生及时制止。
“那时,我双脚散发着恶臭,外面的医院已经建议我截肢。唐院长和医生们不嫌恶心,帮我清洗上药,是他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渐渐地,奎某开始配合治疗,如今他双脚已快康复,基本已能独立行走。
在唐顺保眼里,这些都是分内的事。他说:“这些年,最难过的就是看着一个个艾滋病服刑人员因免疫系统崩溃在自己面前逝去,自己却无能为力。”
艾滋病服刑人员朱某是无接见、无汇款、无通讯的“三无”人员。服刑期间他基本都在住院,他不擅与人交际,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家里的情况。由于严重的并发症,朱某的病情一天天恶化。
在出具病危通知书那天,朱某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唐顺保:“其实我还有亲人,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所以不敢和家里联系。请你帮帮我,让我见他们一面。”
为了却朱某最后的心愿,唐顺保到处查档案、查户口、查电话号码,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联系到朱某家人的机会。通过不懈努力,终于与朱某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朱某和他的家人都泣不成声。
这样的故事,时常会在高墙内上演。唐顺保把关心、关爱、关怀给予了每一个艾滋病服刑人员,也让“阳光”重新洒进他们的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