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我以兴化市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江苏统一招干考试，穿上了有肩章的检察绿。那一年，我19岁。
我成为了一名书记员，大家都戏称“八年抗战”开始了，因为做书记员起码要做满8年，没想到，我的“抗战”打了9年。当时，一个书记员需要配合三名至五名检察员办案，要学习不同检察员的办案风格，而老同志也很讲究“传帮带”，手把手地教导我。
我非常热爱检察工作，连续8年都是院里的先进。那时，院里组织做笔录比赛，放一段新闻联播的录音，书记员们不仅要同步手写记录，还要进行归纳整理，那难度可一点也不小。
1991年，进院两年后，检察员赵登全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会同公安机关对一起盗窃案去山东进行补充侦查。当时的办案条件比较艰苦，公安机关要求检察院派人一起去，这样补查的证据可以直接用。这个任务让我一下子有点懵，因为长这么大，我还没有离开过兴化，这一下子就要出省了。
但这个案件属于重大案件，补充侦查完毕后需要上报到扬州市检察院(当时兴化隶属于扬州)。任务当前，容不得我犹豫。我翻看了卷宗，这是一起盗窃案，据被告人王某(1997年刑法之前，均叫被告人)供述，自己从江苏盐城一路沿着公路向北至山东青岛，一路走一路偷，羊、鸡、水果、衣服、现金等，什么好偷就偷什么。江苏境内的盗窃犯罪公安机关已查证完毕，但山东境内的，尚没有证据。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沿着王某的犯罪轨迹重新走一遍。公安机关这边派出的是一名资深警察刘恩培，40多岁，有着丰富的外出侦查经验。
当年5月初，我们商定了具体路线，列出了补充侦查提纲，带着卷宗穿着制服前往山东。没有导航，没有向导，整个行程全靠手中的一张山东省地图指路。一般就近投宿在车站附近，旅社条件很差，房间门连插销都是坏的，夜里只能用凳子抵着门。我们随身带着卷宗，卷宗的安全大于一切，晚上我们把卷宗放在枕头下枕着睡，夜里还时时会惊醒。
从汽车换乘乡村的“突突卡”(三轮机动车)，再步行进村，查找公路沿线农村的被害人。没有电话，就一家一家地问;没有桌子，就蹲着记;做笔录、谈话都是在农家的小凳子上、鱼塘边、果园里进行。有时好不容易摸到了被害人的家门，被告知人家下地了，我们又赶紧步行到田头找……
有的被害人居住地点太过偏僻，我们便向当地派出所求助。山东人很爽气，山东的公安更爽气，一听情况就很热情地过来帮助我们，派车带我们去村里调查取证。
我们一路经过了泰山、曲阜、蓬莱、烟台直到青岛，虽说沿途都是风景名胜，但我们一点也没有要去游玩的想法。手中的那张山东省地图被翻来折去，找不到路看地图，研究下一步计划看地图，走过的地点要在地图上作标记，最后，翻到地图上的折痕都裂开了……
这次补充侦查历时16天，吃得最多的就是面条，有时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只能饿着肚子先做笔录，然后再找地方吃饭。这次补查补充了近20份被害人笔录和相关证据，虽然总价值只有几千元，但最后对认定犯罪数额起了关键性作用。最终，案件如期上报到了扬州市检察院。
回到院里，大家看到我都说，原来白净的小伙子变成了一块“小黑炭”。
1996年，我参加并通过了初任检察官考试，1997年，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员，正式开始独立办案。这9年多的书记员经历是我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指引着我的检察人生。
(口述人系江苏省兴化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