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审查的时候，面对证据单薄等诸多困境，我们挖出了三个监督线索，而且均成案获刑。”1月18日，当得知自己办理的王某等8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被评为2021年度浙江省检察机关典型案例时，作为办案检察官的浙江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厉雷坦言不容易，但她淡然一笑，转身又投入到了新一年的“战斗”中。
“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4月，这起贩卖、运输毒品罪上诉案件到了我的手上。”厉雷说，涉案人有8人，随着审查不断深入，案件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虽然案情极为复杂，但最终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进一步夯实王某等人贩卖毒品案的证据体系，不仅使二审维持了原判，而且还从中追诉了漏罪漏犯，并依法移送职务犯罪线索，确保了二审检察职能的全面发挥。
46万元未购毒品?
王某是浙江仙居人，一直无业。自2002年起，他多次因贩卖毒品被判刑。2018年4月至10月，王某单独或伙同他人赴江西、四川、湖北等地，向吴某和郭某等人(另案处理)购得3000余克冰毒，分别卖给杨某、徐某等人，其中卖给杨某99克冰毒，卖给徐某283克冰毒。其间，杨某等人将从王某处购得的冰毒进行贩卖。
2019年6月5日，台州市检察院以王某等8人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等罪名提起公诉。
2020年3月31日，台州市中级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等罪名对王某数罪并罚，判处王某死刑，立即执行;吴某等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至有期徒刑十二年不等的刑罚。王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浙江省检察院收到案件后，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厉雷带着检察官助理依照程序开展提讯。其间，王某和吴某均辩解一笔46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究竟是否错误?检察官审查发现，已有的证据比较单薄，加上王某翻供，以及两人的辩解有一定印证等情况，她决定自行补充侦查，马不停蹄赶赴台州市公安局调取通话录音。
办案检察官经过反复听取通话录音，证实了王某、吴某达成毒品买卖合意后，王某打款并将地址发给吴某，吴某则通过快递把毒品发给王某，王某根据吴某发送的快递单号查收。“补充侦查弥补了二人供述缺乏交易、毒品流转细节印证的证据缺陷。”厉雷说。
至此，办案检察官确认，此笔毒品贩卖的数量宜以46万元毒资除以就高的贩卖单价300元每克，折算出冰毒数量为1500余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所转的毒资未买到毒品的辩解不能成立。
与此同时，检察官发现，王某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3次被行政处罚，未被收监持续实施贩毒，相关执法人员可能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情况，遂将相关线索移交浙江省检察院第五检察部跟进。
仙居县司法局某司法所所长、某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中队长蒋某主动投案。此后，蒋某因犯玩忽职守罪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频繁贩毒有共犯?
啃下一块“硬骨头”后，办案检察官心中更加笃定，继而加快了审查节奏。案卷中多处提及的“陈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种种迹象显示此人疑点颇多，会不会是漏犯呢?
检察官审查发现，杨某曾多次称陈某是其共犯，一审宣判后，杨某以未对他和陈某向王某所购买的毒品进行分配等理由提出上诉。
而王某也曾供述，在他人介绍下，有两个温岭人第一次到仙居向其购买冰毒，并辨认出一人是杨某，另一人是陈某，此后均是杨某跟他联系，杨某说过他是与陈某合购。王某称，杨某于2018年6月至7月通过支付宝共转给他5.9万余元，均是向他买冰毒的钱。
面对办案检察官的讯问，杨某的说法与王某相同。为了进一步固定证据，检察官又通过大数据检索，发现杨某和陈某关系极为密切，而且陈某在2018年10月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就此情况来看，遗漏认定共犯陈某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办案检察官立即发函至临海市检察院，要求对陈某立案监督，后临海市公安局将陈某抓捕到案并侦查。
2021年6月，陈某被临海市法院以贩卖毒品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陈某提出上诉，同年8月，台州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购毒283克不立案?
随着审查不断深入，办案检察官又发现了端倪:向王某购毒283克的徐某未移送起诉。
案卷显示，王某和徐某均供述二人有过毒品交易。一审办案检察官认为徐某贩毒缺乏证据印证，未予指控，但二审办案检察官认为，经补充侦查后，现有在案证据能够认定徐某从王某处购得的冰毒是用于贩卖。
证据表明，徐某自2018年4月15日至7月7日持续向王某购买冰毒283克，购毒频率极高，不符合其购毒用于自吸的辩解。而且，2018年11月徐某因贩毒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其供认向丁某贩卖的0.7克冰毒是从王某处购得的。
另外，徐某的上家王某、女友管某及管某的下家，均指证徐某系贩毒人员。
据此，办案检察官向公安机关发函追诉。2021年4月15日，临海市检察院以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后徐某被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至此，监督发现的三个案件线索均已成案落判。浙江省高级法院依法驳回了王某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目前，王某的死刑判决还在复核中。
“二审审查中要强化侦查意识，将审查、侦查、调查的思维和方法融入办案中，尤其要善于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不断开拓思路，依托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手段，对涉案人员的背景、人际关系、可能关联的犯罪全面进行核查，挖掘相关犯罪线索，牢固树立全面监督的理念。”厉雷深有体会地说。
来源:检察日报
